黄帝陵

　　在黄帝成为氏族首领之后，有熊氏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一个独立的黄帝部落。黄帝部落在从姬水向渭河流域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神农以来的农业生产经验，将原始农业发展到高度繁荣阶段，使本部落迅速发展壮大。
　　据《史记·五帝本纪》，轩辕黄帝的功绩之一是“艺五种”。“五种”，据郑玄注释，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按古史传说神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黄帝则能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表明黄帝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又据古史传说，黄帝非常重视发展农业，掌握了平原农业的许多特点，“岁时熟而亡凶，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放风雨时节，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路史·疏仡纪·黄帝》)。黄帝充分认识到，必须挖掘土地的潜力，广耕耘，勤播种，才能使人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率领百姓“时播百谷草木”，并“淳化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大戴札记·五帝德》引孔子语)。传说中黄帝的行为感动了上帝，出现了许多祥瑞之兆：“地献草木”，“九牧昌教”(《论语谶》)。
　　黄帝在战胜蚩尤之后，使得中原平原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后来，在以黄帝为祖先的姬姓部落里就出现了一个农业方面成绩卓著的领袖——弃。传说他是周人的祖先，中国平原农业的代表，被尊为后稷。他生当“陶唐虞夏之际”。《诗经·生民》说他种的大豆(菽)、谷子、麻、麦都特别好。他能认识不同土壤，并懂得拔去杂草，还知道挑选良种。《诗·周颂·思文》歌颂道：“思维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菲尔极。”
　　黄帝时代农业经济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依据现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可知，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的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而来的。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有了突出的进步，石制生产工具磨制得更加精细，打制石器极为少见，已经使用挖土工具木耒，有的遗址还发现石钺和三角犁形器。这些改进了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穿孔石刀以及石镰、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农业生产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收获量有所增加。当时人的衣着材料，也多由兽皮演进为植物纤维。村落分布更加稠密。陶、石、玉、漆、木等质料的礼器和乐器令人惊叹，甚至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有的刻画和书写符号大体可以确定为汉字的雏形。蓄养家畜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所增加，有的墓葬中用猪头随葬。
　　在距今六千年左右的西安半坡遗址的房屋、窖穴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很多粟的遗存，其中有一个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径约1米，内有粟粒朽灰堆积，显系一储存粟米的粮窖。粟还发现于墓葬当中，成为女孩的随葬品，可见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考古》1959年第2期)。距今7000年左右，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的遗存。考古学家在它的第一期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大量的稻壳、稻秆、稻叶等，其中也夹有少量炭化的稻谷，此外，还有木屑(片)等，相间组成多层次连续堆积，每层间距位2—10厘米不等，总厚度达100厘米以上，最厚处达1米以—上，经过换算，稻谷总量达120吨以—上。这个稻谷数量，有些学者对其计算方法表示怀疑，也有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的学者提出了质疑(劳伯敏：《河姆渡遗址“稻谷堆积层”成因析》，《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我们认为，即使对河姆渡遗址的稻谷计算有误，不会有那么多的数量，但通过其他因素分析，如河姆渡遗址有大量的用于农业生产的骨耜，说明了耜耕农业已经有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水平应是相当高的。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遗址中，发掘大量灰坑、房址和一些壕沟，发现一批制作规整的农具和粮食作物。这些发现向人们展示了华北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农耕水平。在所发现的窖穴中，有粮食——粟遗存的有88个，在这88个窖穴中的384号窑穴堆积粟的厚度为2.9米，据计算，当时堆积粟的体积约有10立方米，折合重量约为13.82万多市斤。在计算过程中，可能与实际存在的有误差，但储量以10万斤计，应该是可信的(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朗)。
　　在同一时期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年代相近的粟遗存，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类似磁山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和石镰等，且制作更为精细工整。虽然20世纪70年代发掘裴李岗遗址时没有直接发现粮食遗存，但后来在发掘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新郑县沙窝李遗址以及再次发掘裴李岗遗址时，都发现了粟遗存，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粟。沙窝李遗址在第二文化层距地表0.5米深处，发现一片比较密集的粟的炭化颗粒，面积约0.8－15平方米(《考古》1983年第12期，《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井的发明，古人也归功于黄帝。如《世本》说：黄帝见百物，始穿井。”《易》井卦释文引《周书》云：“黄帝穿井”，等等。中国史前农耕聚落分布，每每呈现出沿小河而居的特点。它反映出早期农业在水的利用方面对于河流的依赖。中国的河流水系星罗棋布，大河的支流、小溪纵横交错，它为史前沿河而居的先民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然而沿河而居必然限制人们的活动空间，束缚农业生产的规模。井的发明改变了农业对于河流的依赖，使得农业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同时聚落的分布可以不受河流的限制而获得扩展。依据考古发现，水井最初出现在河姆渡遗址第1—2层相当于松泽文化下层的时期，其14C（14居左上角）测定的年代距今约5700年。这里是长江三角洲水位较高的沼泽地带，无需深挖即容易见水，这里首先发明井不足为奇。而水位较低的黄河流域，开凿水井难度较大，而水井对于农业的意义远非长江三角洲的水井可堪比拟。但大约到距今5000—4000年的时候，黄河流域的龙山时期文化遗址普遍发现有水井，它表明水井在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中已发生了显著的效用。如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和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古井，距今约四千多年，基本上与黄帝时代相符。
　　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人们摆脱自然以及与自然现象作斗争的能力，增强了部落的整体实力，使整个部落越来越强盛，为后来统一中原各部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规定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独特的中华文明。 

黄帝陵志/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3